我感恩遇上毅行者

蔡東豪曾任職於加怡融資、長江基建、中建電訊等公司,現為精電國際有限公司行政總裁,曾以「原復生」筆名在《信報》寫稿。他是毅行者忠實「粉絲」,2000年第一次參加毅行者,至今仍年年捧場,並從毅行者中悟出人生哲理。


今年的復活節假期,日子定在4月2日至6日。為甚麼復活節的日期每年都不同?為甚麼有時在3月,有時在4月?原來,復活節那天是以三個曆法定出來的。它定在3月21日後的月圓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。每天的「春分」和「秋分」分別大約在3月21日和9月23日出現 (北半球)。「春分」和「秋分」就是指日夜兩段時間剛好平均的一天。「春分」的代表「日長夜短」的生活開始,象徵着冬天正式結束,夏天來臨,是一個喜悅的日子。至於定在「春分」後的月圓可能是因為月圓給人完美的感覺,而且希伯來曆是一種「陰陽曆」(同時兼顧月相周期和太陽周年運動所安排的曆法)。最後,耶穌是在星期五被人釘死於十字架,但由於星期六是安息日 (猶太人法律規定安息日一切活的動都要停止),人們星期日早上再次到耶穌的墓穴時,才發現祂已經復活了。因此,復活節的正日總是星期日。
復活節所帶來的正能量是「人人有份,永不落空」的。受惠的不只是基督徒,人人也可分享它的。「復活」不一定指人死後重生,它可以指一個人對生命的看法改變了,感覺猶如脫胎換骨,復活似的。翻開下一頁,看看蔡東豪、Ajmal Samuel和李達成如何因參與或協助籌辦運動賽而展開「Take 2『仁』生」。
每次提起蔡東豪,總會聯想起財經和毅行者。他常說毅行者改變了他很多,為了向毅行者
「致敬」,他寫blog、寫專欄和出書。由2000年第一次參加毅行者至今,他從沒對毅行者生厭。蔡東豪說:「做同一件事做了十年都依然有新鮮感,感到刺激,不易的。我感恩我能夠遇上毅行者,不敢想像沒有它我會怎樣。」
「山改變了我。」

為何蔡東豪對毅行者那麼狂?毅行者怎樣改變了他?「真的不知由哪裡開始講起,我寫了很多關於毅行者的文章,到現在還在寫。寫毅行者,像是永遠講不完的。」蔡東豪總能從毅行者看到另一片天地,對他來說,毅行者不光是100公里的麥理浩徑,更是他的「啓蒙者」。「每日發生很多事,大家的生活都很忙碌,很多事都水過鴨背。我認為毅行者是一個講求思考的比賽,讓我坐下來慢慢認真想清楚要怎樣做。比方說,行山不可以只一味向前行,無論怎樣也要看清楚、想清楚四周圍的情況如附近有沒有樹蔭。最初幾年我都是抱着柴娃娃,一鼓作氣的心情去參加毅行者。後來我才慢慢開竅,想出很多山背後的哲理,這對我有很重要的啓發。」蔡東豪對寫作的痴和對毅行者的狂,都與他愛思考的個性有關。

「參加毅行者前,我沒有行山習慣的。以前覺得行山好老土,只有老人家才會行的。我還記得十年前,要到『樓上鋪』才可買行山工具。」毅行者令他對山的理解深了。「山有一種寧靜令我聽到自己的聲音。在山上,我可以暢所欲言,反而在咖啡室,說話大聲點也害怕給人聽見。山令我好放心,跟別人談話時,我很清楚聽見自己把聲,特別清醒,特別『入心入肺』。
在香港,與鄰居住在同一座大廈數十年,見面時也未必會打招呼,在山上,不相識的人碰面時會說聲早晨,聊聊天,大家分水飲。在山上,我會變成一個肯主動幫人的好人,但離開山後,又立即變回平日的自己。但若你問我多年來山有沒有潛移默化將『山下的我』也變了些少,我想都有些許的。」


「人家說欺山莫欺水,這是不對的。山同樣不能欺,在山上中暑的話,怎麼辦?懂急救也未必有用。山可以很危險的。有前輩跟我說過行山的人是『好些』的。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?我們做人很多時是欠缺計劃,很魯莽,而行山是要有計劃的,例如,行山前一晚要早些睡,那即是星期六不能夜蒲(蔡東豪習慣逢星期日行山的)。我想,這前輩的意思是,一個人喜歡行山的話,他會作出一系列的習慣,而這些習慣令他變好些。『好』的意思是指一些簡單的生活習慣。」


星期日是蔡東豪忙碌生活中的一個highlight。「每次快到星期日,我就想起『又可以行山了!』。即使我不再行毅行者,我都會行山。我是那種剛行完毅行者,下星期又會再行山的人,因為我真的享受行山。熱和下雨不是藉口,除非真的是傾盆大雨,否則我都會行山,大不了我找一條合適的路線。即使不行山,我也會與隊友們一起出來吃早餐,聊聊天。」他對山很虔誠。